元大都西城桓土城遺址

元大都新城規(guī)劃最有特色之處是以水面為中心來確定城市的格局，這可能和蒙古游牧民族“逐水草而居”的傳統(tǒng)習慣與深層意識有關。

由于宮室采取了環(huán)水布置的辦法，而新城的南側又受到舊城的限制，城區(qū)大部分面積不得不向北推移。元大都新城中的商市分散在皇城四周的城區(qū)和城門口居民結集地帶。其中東城區(qū)是衙署、貴族住宅集中地，商市較多，有東市、角市、文籍市、紙札市、靴市等，商市性質明顯反映官員的需求。北城區(qū)因郭守敬開通通惠河使海子（積水潭）成了南北大運河的終點碼頭，沿海子一帶形成繁榮的商業(yè)區(qū)。海子北岸的斜街更是熱鬧，各種歌臺酒館和生活必需品的商市匯集于此，如米市、面市、帽市、緞子市、皮帽市、金銀珠寶市、鐵器市、鵝鴨市等一應俱全。稍北的鐘樓大街也很熱鬧，尤其引人注目的是在鼓樓附近還有一處全城最大的“窮漢市”，應是城市貧民出賣勞力的市場。西城區(qū)則有駱駝市、羊市、牛市、馬市、驢騾市，牲口買賣集中于此，居民層次低于東城區(qū)。南城區(qū)即金中都舊城區(qū)，有南城市、蒸餅市、窮漢市，以及新城前三門外關廂地帶的車市、果市、菜市、草市、窮漢市等。由于前三門外是水陸交通的總匯，所以商市、居民麇集，形成城鄉(xiāng)結合部和新舊二城交接處的繁華地區(qū)。由此可見，元大都的商市與居民區(qū)的分布，既有城市規(guī)劃制約因素，也有城市生活及對外交通促成的自發(fā)因素。

元大都城市建設上的另一個創(chuàng)舉是在市中心設置高大的鐘樓、鼓樓作為全城的報時機構。中國古代歷來利用里門、市樓、譙樓或城樓擊鼓報時，但在市中心單獨建造鐘樓、鼓樓，上設銅壺滴漏和鼓角報時則尚無先例。

水資源短缺一直是北京地區(qū)，特別是城市生活面臨的一個難題，金中都時期如此，元大都時期也是如此。大都城市用水有四種：一是居民飲用水，主要依靠井水；二是宮苑用水，由西郊引山泉經水渠導入太液池，因水從西方來，故稱金水；三是城濠用水，也由西郊引泉水供給；四是漕渠用水，此渠即大都至通州的運糧河通惠河。由于地形落差較大，沿河設閘通船，所需水量很大。四者之中以漕渠用水最難解決，金朝曾引京西的盧溝水（即今永定河）入注漕渠未成，元朝水利專家郭守敬（1230～1310年）改用京北和京西眾多泉水匯集于高梁河，再經海子而注入漕渠，曾一度使江南的糧食與物資直達大都城中，因而受到元世祖忽必烈的嘉獎。但由于上游各支流被權勢和寺觀私決堤堰澆灌水田、園圃，使水源日見減少，漕運不暢，朝廷雖然嚴申禁令，也未見效?？v觀金元兩朝百余年的治漕史實，從京城至通州的漕渠用水始終沒有找到滿意的解決辦法。

明南京城

明朝開國之初的五十三年（1368～1420年）建都在長江下游的南京。永樂十八年（1420年）遷都北京后，南京成為明朝的留都。

南京地理條件優(yōu)越，北倚長江，水源充沛，運輸便利，南有秦淮河繞城而過，是水運集散地。這里自古就有“龍蟠虎踞”的美譽，鐘山龍蟠于東，石城虎踞于西，北有玄武湖一片大水面。從公元3世紀至6世紀曾有六個王朝建都于此，前后達三百余年。公元1366年朱元璋開始就舊城擴建，并建造宮殿。公元1368年朱元璋登皇帝位，南京成為明朝都城。經過二十多年的建設，終于完成了南京作為明帝國首都的格局，全城人口達到百萬。

南京是在元代集慶路舊城的基礎上擴建的。城市由三大部分組成，即舊城區(qū)、皇宮區(qū)、駐軍區(qū)。后兩者是明初的擴展。環(huán)繞這三區(qū)修筑了長達33.68公里的磚石城墻。

舊城區(qū)位于秦淮河與長江的交匯處，是城市對外交通的要沖地帶，居民密集，商業(yè)繁榮，為朝廷服務的大批手工業(yè)作坊也設置在這里。由于地近皇城，大臣們的第宅也都集中在此區(qū)，如徐達宅在大功坊、常遇春宅在常府街、鄭和宅在馬府街等。皇帝命令建造的十六處大酒樓則分布在商市匯集的舊城西南一帶。

皇城區(qū)設在舊城東側，北枕鐘山支脈富貴山，南臨秦淮河。既有水運方便，又和舊城緊密相聯(lián)，各方面都很理想，也合乎風水術所追求的陽宅“背山、面水、向陽”的模式，唯一的缺點是地勢低洼。

明初，南京城內外駐軍約二十萬人，除一部分駐守皇宮和沿江外，大部分軍隊都駐扎在城內西北地區(qū)。這里有大片營房、糧倉、庫房和各種軍匠工場，形成一個獨特的軍事區(qū)。

在上述三地區(qū)的中間位置，建有高大的鐘、鼓樓，作為全城報時之所，這顯然是接受了元大都的遺規(guī)。

南京的道路系統(tǒng)呈不規(guī)則布置，城墻的走向也沿舊城輪廓和山水地形屈曲繚繞，皇宮偏于一邊，使全城無明顯中軸線，一反唐、宋、元以來都城格局追求方整、對稱、規(guī)則的傳統(tǒng)，創(chuàng)造出山、水、城相融合的美麗城市景觀。

南京的城墻墻基用條石鋪砌，墻身用10厘米×20厘米×40厘米左右的大型城磚壘砌兩側外壁，中實雜土，唯有皇宮區(qū)東、北兩側的城墻全部用磚實砌。南京城33.68公里長的城墻，所用之磚由沿長江各州府的一百二十五個縣燒制后運抵南京使用，每塊磚上都印有監(jiān)制官員、窯匠和夫役的姓名，其質量責任制之嚴格可以想見。城墻沿線共辟十三座城門，門上建有城樓，重要的城門設有甕城，其中聚寶門、通濟門、三山門是水陸交通要道，每門都設有三道甕城以加強防衛(wèi)。當初城墻上建有軍士宿衛(wèi)用的窩鋪房二百座，雉堞一萬三千余個。現(xiàn)城墻尚存21.35公里，窩鋪無存，雉堞有少數(shù)殘留。

明代南京城聚寶門甕城

在這座城墻之外，又修筑了一座長達50余公里的外郭城，把鐘山、玄武湖、幕府山等大片郊區(qū)都圍入郭內，并辟有外郭門十六座，從而形成保衛(wèi)明皇宮的四道防御線，即：外郭、都城、皇城、宮城。

明北京城

從永樂十八年（1420年）遷都到崇禎十七年（1644年）李自成破城為止，明朝共有二百二十四年建都于北京。明初的北京城沿用了元都舊城的基本部分，以后又多次擴建。城市的格局既有很強的繼承性，又有自身的特點。

明代前期北京城平面示意圖

              >> 

明初，徐達占領元大都后，為了便于防守，將城北縱深約2.8公里較冷僻的城區(qū)舍棄于城外，另筑了一道北城墻，使城市面積縮小約百分之四十。在以后的半個世紀里，這里是一座地方性政治、軍事中心城市——北平府。永樂十四年（1416年）明成祖決定把首都從南京遷至北京，為了仿照南京皇宮的形制在宮前布置五部六府官衙，又將南城墻向南移了約0.8公里。到明代中葉的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由于北方蒙古部族的軍事進犯威脅到北京城的安全，又仿照南京城的辦法，在城外加筑一道外郭城以加強城防。但限于當時財力，這道外郭城墻只修筑了南面8公里就從東西兩端折而向北和舊城城墻相接，使整個城市形成一個“凸”字形輪廓。這個格局一直保持到上世紀四十年代末。

從以上北京城墻三次向南移動中可以看到城市在逐步向南發(fā)展。造成這種趨向的原因是，城市對外交通以及居民的結集地，商肆、旅邸櫛比鱗次，人口異常稠密，加上通向南方的陸路交通，以及通惠河漕運重新開通后碼頭也匯集在前三門外，使這一帶格外繁華。為此，永樂十八年和嘉靖三十二年兩次向南擴城，把原來城外最熱鬧的居民區(qū)圍入城中，同時也把最重要的禮制建筑天壇、山川壇等一并圍入。

描繪明北京繁榮的《皇都積勝圖》長卷畫（局部）

經過明初到明中葉的幾次大規(guī)模修建，比起元大都來，北京城顯得更加宏偉、壯麗。首先，城墻已全部用磚貼砌，一改元代土城墻受雨水沖刷后的破敗景象；其次，城濠也用磚石砌了駁岸，城門外加筑了月城，舊城九座城門都建有城樓和箭樓，城門外有石橋橫跨于城濠上（明初是木橋，1436～1445年全部改為石橋），橋前各有牌坊一座；再者，城的四隅都建了角樓，又把鐘樓移到了全城的中軸線上，從永定門經正陽門、大明門、紫禁城、萬歲山到鼓樓、鐘樓這條軸線長達8公里，軸線上的層層門殿，軸線兩側左右對稱布置的壇廟、官衙、城闕，使這條貫串全城的軸線顯得格外強烈、突出。但是，這種城市布局卻給市民帶來了不便。在明代，從大明門到地安門長達3.5公里的南北軸線被皇城所占有，一般人是不準穿越的，因此造成了東城與西城之間交通的不便，在古代運輸工具不發(fā)達的情況下，問題尤為嚴重。

明代陵墓

明代陵墓制度的最大變化在于將唐宋兩代的上宮、下宮制取消，即取消皇帝死后在陵區(qū)設置寢宮（即下宮）由皇帝生前的宮人守陵的制度，只保留陵墓中具有的祭祀功能的部分，這無疑是一個進步。同時，明代陵墓又簡化了唐宋方形陵體四向辟門立闕、四隅設角樓的布局，改用圓形陵體，單向出門，又無高大闕臺的簡潔而緊湊的布局。

當然，完成這個改革也是有過程的。在朱元璋為其父母建造陵墓“皇陵”時（1367～1375年），還明顯地受到宋陵的影響，采用了長方形平面的截錐體冢丘，四面出門，但已無下宮。值得注意的是，“明樓”之名已見于明末所繪的皇陵圖上。洪武十七年（1384年）明太祖為其祖父建陵墓于今江蘇泗洪縣境內，其布局和鳳陽皇陵相同，也是四出陵門而無下宮。通過這二陵的興建，取消下宮似已成定格。

除了上述二陵外，明代還有南京明太祖的孝陵、北京昌平的十三陵、北京西山的景泰帝陵、湖北鐘祥的顯陵。

壇廟建筑

祭壇和祠廟都是祭禮神靈的場所。臺而不屋為壇，設屋而祭為廟。壇廟建筑的歷史遠比宗教建筑久長，中國在內蒙古、遼寧、浙江等地發(fā)現(xiàn)的一批最早的祭壇和神廟，距今約有五六千年。隨著社會的發(fā)展，這類建筑逐步脫離原始宗教信仰的范疇而變?yōu)橐环N有明顯政治作用的設施。于是，壇廟建筑有了特別重要的意義和地位，在都城建設和府縣建設中成了必不可少的工程項目。

元朝統(tǒng)治者按蒙古舊俗祭祀神，對中國傳統(tǒng)的壇廟不太重視。明朝則是修復舊禮、興建壇廟的鼎盛期?！睹魇贰ざY制》中載入祀典的壇廟有數(shù)十種，修建南京、北京時，都把太廟、社稷壇、天壇等列為與宮室、城池同等重要而一并興建。府縣列為通祀的壇廟有山川壇、社稷壇、厲壇、城隍廟、孔廟等多種。各地還根據(jù)地方特點修建種種神廟，如蘇州一帶有吳地早期開拓者之廟“泰伯廟”，有助吳王興國的功臣伍子胥之廟，沿海各地有海上保護女神天妃（媽祖）之廟，等等。其他如東岳廟、關帝廟、八蠟廟、文昌祠、龍王廟、水神廟等都是任意起造，只要不是有礙封建秩序的“淫祠”，官府就不加制止。一些邊疆衛(wèi)所城內還有與戰(zhàn)爭有關的神祠供祭拜，以便使軍民得到精神寄托。至于官員及其后裔所建家廟，則更是遍布全國。

元明時期的壇廟就其祭祀對象而言大致可以分為兩大類：一是自然神，包括天上諸神如天帝、日月星辰、風云雷雨之神，以及地上諸神，如皇地、社稷、先農、岳鎮(zhèn)、海瀆、城隍、土地、八蠟等；另一類是鬼神，即人死之后的神靈，包括祖先和歷代圣賢、英雄人物等。
 

河北曲陽的北岳廟

              >> 

元、明宗教建筑

元世祖忽必烈特別崇信藏傳佛教，尊之為國教，封有地位的喇嘛為國師，但對中土原有佛教仍采取保護態(tài)度，使佛教迅速發(fā)展。其后，每朝元帝都以巨款建造新寺，頒賜金銀田戶。當時有人估計，國家經費的三分之二用于佛教。至元二十八年（1291年）全國寺院四萬二千余所，僧尼二十余萬人。由于藏傳佛教被元朝尊為國教，較之傳統(tǒng)的禪宗、律宗等派更為興盛，西藏地區(qū)的佛教藝術如塑像和裝飾工藝也因之傳入內地。

明代，喇嘛教雖在內地漸衰，但在藏族地區(qū)得到很大發(fā)展。十五世紀是西藏地區(qū)佛寺建筑的鼎盛期，以格魯教派四大寺（甘丹寺、哲蚌寺、色拉寺、扎什倫布寺）的興建為其標志。這四座寺院規(guī)模宏大，佛殿、經堂、喇嘛住宅等建筑物高低錯落，形成壯觀的建筑群。明代中期以后，在蒙古俺答汗的提倡下，藏傳佛教（喇嘛教）迅速向青海、甘肅、四川等藏族地區(qū)及北方蒙古族地區(qū)傳播，格魯派寺院開始在這些地區(qū)出現(xiàn)，如著名的內蒙古呼和浩特市的大召、席力圖召，以及土默特右旗的美岱召等。在建筑式樣上，青海、甘肅、四川的藏傳佛教寺廟受西藏影響較多，而內蒙古地區(qū)的寺廟則受內地建筑影響較大，形成了漢藏結合的建筑風格

內蒙古土默特右旗的喇嘛廟美岱召

明代內地佛教仍以禪宗為盛。宋元時期禪宗的“五山十剎”主宰佛教，明代則有四大名山興起取而代之，五臺山為文殊的道場，普陀山為觀音的道場，峨眉山為普賢的道場，九華山為地藏的道場。四山廟宇林立，規(guī)制恢宏，成為明代佛教建筑興旺的標志。

山西五臺山顯通寺的大殿

              >> 

明代佛寺總平面追求完美的軸線對稱與深邃的空間層次，如原來的山門演化為前有金剛殿，后有天王殿，成了兩進建筑；中軸線上佛殿增至二進或三進，如明南京天界寺有正佛殿、三圣殿、毗盧殿，三殿前后對應；山門內左右對稱配置鐘樓與鼓樓，佛殿前左右對稱配置觀音殿和輪藏殿等，都是明代佛寺布局的新特點。

磚拱建筑在明代佛教建筑中找到了發(fā)展的天地。由于《大藏經》屢次由皇家頒賜，藏經用的防火建筑成了一時的迫切需求，于是用磚拱建造的無梁殿建筑應運而興。明代無梁殿遺留至今的還有十余處，著名的有南京靈谷寺無梁殿、太原永祚寺無梁殿、峨眉山萬年寺無梁殿、五臺山顯通寺無梁殿、句容寶華山無梁殿、蘇州開元寺無梁殿等。

江蘇南京靈谷寺無梁殿內景

道教建筑在元明時期也有所發(fā)展?，F(xiàn)存建于元代的山西省芮城縣永樂宮是道教建筑的重要遺例，宮中龍虎殿、三清殿、純陽殿、重陽殿中的大面積壁畫，精美絕倫，在中國繪畫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明代的道教建筑則以永樂皇帝在湖北武當山所建的道教宮觀群最為宏偉。

山西芮城永樂宮主殿三清殿

永樂宮壁畫描繪呂洞賓引渡何仙姑、曹國舅等人入道的情形

新疆地區(qū)一些少數(shù)民族信仰伊斯蘭教。元明時期，伊斯蘭教的禮拜寺、瑪札（圣者之墓，穆斯林晉謁之所）等建筑先后興建于新疆各地。穹頂技術和琉璃飾面技術在伊斯蘭教建筑上得到廣泛應用。元代遺存的瑪札以伊犁霍城的禿忽魯克·帖木爾汗瑪札最有代表性（該瑪札建于1363～1364年，是新疆第一位皈依伊斯蘭教的蒙古汗陵墓）。建于公元1422年的喀什艾提尕清真寺是新疆最大的伊斯蘭禮拜寺。而中原地區(qū)清真寺，有的在建筑平面式樣、材料等方面受到漢式建筑的影響，因而具有漢式風格，如陜西西安化覺巷清真大寺。

陜西西安化覺巷清真大寺內的建筑

              >> 

綜觀元明時期的宗教建筑，其中不乏巧構和精致者。元代的北京居庸關云臺，本是金剛寶塔的基座，但其造型穩(wěn)重，跨街而踞，券洞外沿裝飾呈孤形，洞內卻是五邊折角式，且用六種文字刻寫佛經和浮雕佛像，令觀者驚嘆。元至正年間修建的山西五臺縣西關的廣濟寺，其大雄寶殿的檐柱頭塑有鹿角獸頭或獨角獸頭，頗為稀見。在建筑手法上，元代工匠也有獨到之處，如山西洪洞廣勝下寺山門的雨檐和前殿的大爬梁、人字梁，都不同一般，具有獨創(chuàng)性。而與該寺一墻之隔的水神廟則是滿墻元代壁畫，內容沒有天界的神秘，卻充滿人間生活氣息。建于明代的飛虹塔矗立在廣勝上寺的殿前，外型勻巧，通身鑲嵌各種琉璃飾件，色澤絢麗。該寺的格子門窗更是明代小木作的佳作，是用預制的格子花穿組而成的。

北京居庸關云臺

山西五臺廣濟寺的檐柱獸頭裝飾

山西洪洞廣勝下寺山門的雨檐

廣勝下寺前的“爬梁”和“人字梁”

廣勝上寺內精美的明代格子門扇和窗扇

山西洪洞水神廟內的“元代雜劇”壁畫

山西洪洞廣勝上寺的飛虹塔

塔上鑲嵌的琉璃“天宮樓閣”飾件

              >> 

明代風水流派

風水是中國古代特有的一種術數(shù)，其要旨是對人的住居環(huán)境進行選擇和處理，追求生理上和心理上都能得到滿足的外部條件。風水涉及住宅、墓葬、寺觀、村落、城鎮(zhèn)各個方面，其中有關墓葬的部分稱為“陰宅”，其他方面則統(tǒng)稱“陽宅”。這是在古代農業(yè)社會中人們渴望把自身和諧統(tǒng)一于自然界而采取的一種自我完善手段，含有樸素的科學成分，也可稱之為古典的建筑環(huán)境工程學。

風水的起源可追朔到三千年前西周的“卜宅”。后來又有“相土嘗水”選擇城址以及相宅、相墓之舉。到漢代已形成風水的理論萌芽，唐代發(fā)明羅盤，宋代風水已形成江西派與福建派兩大派別。

明代是中國風水的鼎盛時期。一時間民間風水實踐和風水理論都有很大發(fā)展，各種風水書籍紛紛問世，其中有劉基的《堪輿漫興》、蔣平階的《水龍經》、《陽宅指南》、高濂的《相宅要說》、張道宗的《地理全書》、周景一的《山詳指迷》、目講僧師的《地理直指原真》等較為重要。

明代風水派別很多，但仍以江西、福建兩派為主干。江西派又稱形勢派，其理論主要闡述山川形勢和宅形格式，其特點在于重視宅與自然的關系。福建派又稱理法派，其為說多主于星卦，不過從明代風水書籍的內容來考察，不論是標榜江西派或是福建派，實際上都既講形法又講理法，只是各有側重而已。在運用中，兩派都以羅盤為基本工具用以確定方位，并根據(jù)羅盤上一圈圈數(shù)字與天文、地理名稱，開出種種風水處方來，所以羅盤也被尊為“羅經”。

風水術對建筑的影響

在明代，風水對建筑的影響是多方面的，首先是對基址選擇，幾乎所有的房屋、墓葬都根據(jù)風水理論來選定位置，村落選址也往往有風水師參與其間。對村落的選址原則可歸納為：背山面水、山龍昂秀、水龍環(huán)抱、明堂寬大、水口收藏等幾方面。所謂山龍、水龍就是指山脈與水系的形勢，明堂是指村基所在的空間，水口是指村頭、村尾水流出入口。根據(jù)這些原則，山區(qū)村落多選擇枕山、環(huán)水、面屏的環(huán)境；平原地區(qū)以水為龍，村落往往采取背水、面街的布局。城鎮(zhèn)選址原理與村落相同，只是要求環(huán)境容量相應增大。

在明代風水中，“水口”是一個重要題目，多數(shù)風水書對此都有論述。但此時水口已專指村鎮(zhèn)水流出口處，由于村鎮(zhèn)道路入口多設在此處，宗祠、亭閣、橋梁等也集中于此，因而形成為村鎮(zhèn)內最重要的關鍵地段，也是居民的公共活動中心。這種現(xiàn)象在皖南徽州地區(qū)最為典型。

風水認為體量高大的建筑物如塔、閣、殿等的設置能彌補地形的缺陷，使城市、村鎮(zhèn)所在的氣、勢都能得到改善而使一方之人化兇為吉。例如： 明正德年間（1506～1521年）江西瑞州知府鄺潘認為瑞州人才眾多而登科第者少，原因是風水不佳。他親自踏勘地形后發(fā)現(xiàn)原來是府學的格局有問題：府學前面西有府城西城門聳立于旁，東側卻虛無一物，造成左右不平衡；府學后面又受到糧倉的擠壓，后地不寬宏。于是下令遷走倉庫，在府學東側建造一座樓閣名為進賢樓。他和同僚們商議后認為府學正南無“具瞻”（對景），不利文運昌盛，而且府學正對南郊的石鼓嶺，山形平禿，致使文士“多晦”，不能飛黃騰達，因而決定在嶺上建造一座十幾層高聳入云的文峰塔。他還聽說瑞州有三公（太傅、太師、太保，明代最高官品）與狀元之廣讖，就下令把市河和錦河開挖聯(lián)通。這是一個為改善城市風水而大興土木的典型實例。類似的用文峰塔、文昌閣等建筑來改變城市風水的做法幾乎到處都可看到，山西大同在府學前方城墻上建造的一座文峰塔就是其中一例。

住宅是風水關注的重點之一。各派風水對住宅的選址、布局、周圍環(huán)境等，都有一套指導原則和避兇就吉的方法。他們用羅盤格定住宅方位和屬性，進而推導出平面布置，大門方位以至每座房屋的高低、位置。大門在風水中被視為“氣”的出納口，是住宅“上接天氣，下收地氣”的關鍵部位，它的位置、方向與住戶的兇吉密切相關。山、水是自然中“氣”之所自出，是至吉至祥之物，所以大門應面向山峰或遠處山口（近處山口又謂之“煞氣”，不可相對）。也可迎水而立，但不可沖巷道或與鄰居大門相對。這些處理方式在功能上都有一定依據(jù)，而風水以兇吉觀來進行解釋，使之蒙上一層神秘色彩。為了減除“大門沖巷不吉”的心理負擔，風水師們常把“泰山石敢當”、“鎮(zhèn)山?！钡氖蜱R子等物放在大門對面，并賦予這些鎮(zhèn)物以神奇的辟邪功能。對于住宅周圍的道路則要求從“吉方”來，要曲折有致?？傊鞣N風水書都對住宅提出種種避兇趨吉的方案，內容十分龐雜，從周圍環(huán)境到宅內的廁所、水井的處理都與兇吉聯(lián)系起來。

明十三陵

盡管風水的內容越來越復雜，其中不乏荒誕無稽的說教和蠱惑人心的騙局，但在它的合理思想指導下，在中國歷史上確曾出現(xiàn)過許多優(yōu)秀的建筑作品。北京昌平明十三陵和皖南徽州地區(qū)的村鎮(zhèn)就是其中的典范。

十三陵始建于永樂七年（1409年）。為了求得吉祥的墓地，明成祖命江西風水師在昌平境內找到了這一片山地，經朱棣親自踏勘確認后并封為“天壽山”。以后的十二代明朝皇帝也相繼把陵墓建造在這里，在具體確定他們的墓址時，都有風水師參與其間。

十三陵所處的地形是北、東、西三面環(huán)山，南面開敞，山間眾溪匯于陵前河道后，向東南奔瀉而去。陵前6公里處神道兩側有兩座小山，東為“龍山”，西為“虎山”，符合東青龍、西白虎的四靈方位格局，用風水理論來衡量，天壽山山勢延綿，“龍脈”旺盛，陵墓南面而立，背后主峰聳峙，左右“護砂（山）”環(huán)抱，向南遠處一直伸展至北京小平原，前景開闊。陵墓的“明堂”（基址）平坦寬廣，山上草木豐茂，地脈富有“生氣”，無疑是一處天造地設的帝陵吉壤。人們由大紅門一路向內，可以領略到各陵建筑和雄偉山勢和諧統(tǒng)一結合在一起所產生的感人效果。

明十三陵地形和帝陵分布示意圖

              >> 

皖南村鎮(zhèn)中的風水術

徽州屬丘陵地區(qū)，村鎮(zhèn)選址的理想模式是：枕山、環(huán)水、面屏，即基址后有山作倚托，中間有水流過，前面有較小的山作為屏障。在平原地帶，水流就代替山脈而成為“龍脈”。如果用風水理論檢驗村鎮(zhèn)的地形有某些缺陷（“不吉”因素），可以用人工開圳塘、筑丘壩、植樹林、造橋梁、建亭閣等方法來加以補救。例如黟縣宏村，明永樂年間（1403～1424年）鄰縣休寧風水師提出須在村中開挖池塘，把溪水積蓄在村內，方可使子孫科甲鼎盛。這個池塘現(xiàn)稱“月塘”，對村內居民的洗濯、防火、美化環(huán)境仍起著重要作用。到萬歷年間（1573～1620年）又有人提出還須在村南筑壩開池以蓄更多流水可使子孫逢兇化吉。這個池塘面積較大，現(xiàn)稱“南湖”。其實這種挖塘筑池的水利工程完全是造福于民的舉措，只是倡議者用了神諭式的兇吉觀來獲取居民的支持而已。風水認為水是財富，是“氣”之所依，所以水流的出口處應有“關鎖”，以便留住吉氣、財氣。關鎖的形成，一是靠地形，即村鎮(zhèn)的水口應是山環(huán)水繞、曲折有致，猶如門戶；二是靠人工在水口架橋，或適當改造地形。徽州許多村鎮(zhèn)都在水口建橋，而且多數(shù)是廊橋（即風雨橋），既達到了風水的要求，又形成為村鎮(zhèn)的交通要道和公共活動場所。例如許村高陽橋，橋的周圍還有牌坊、樓閣、庭園等建筑，形成村頭活動中心。又如棠樾村，它的水口原來僅在西側有一座小山，而東側平坦，無所關攔，明代沿溪流筑了七座土丘，稱這為“七星墩”，土丘雖小，但可借“七星”在人們心理上的作用以加強“關鎖”。

安徽歙縣宏村南湖

安徽歙縣許村高陽樓，系水口廊橋

北京宮殿

現(xiàn)存中國古代最大的建筑群北京宮殿，曾經有二十四個明、清皇帝在其內統(tǒng)治中國達五個世紀之久。宮殿的營建始于永樂十五年（1417年），完成于永樂十八年（1420年），共建房八千三百五十間。其后歷明、清兩朝，宮中建筑物屢有重建、增建，但宮殿的總體規(guī)模與布局框架在永樂時代已經奠定，以后的變化只是局部性的。
 

從景山之上向南眺望，紫禁城的主要宮殿位于中軸線上

明初營建這座宮殿是在元朝大內舊宮的基址上進行的。元朝覆滅時，大內舊宮未遭破壞，后來被改成朱棣的燕王府，永樂十四年(1416年)明成祖朱棣決定遷都北京，就將舊宮全部拆除，再按照南京宮殿的模式重建新宮。這就是今天我們所見到的北京宮殿。

明代的《北京宮殿圖》

              >> 

北京宮殿中的“外朝內廷”、“東西六宮”、“三朝五門”、“左文華右武英”、“左祖右社”、人工堆作萬歲山等做法，是仿照明初南京宮殿的模式，連殿宇門闕的名稱都與南京相同。但北京宮殿也有所發(fā)展。首先，規(guī)模比南京大。目前所遺南京紫禁城基址南北方向深度約比北京紫禁城少200米，南京午門東西方向寬度僅為北京午門的四分之三。其次，離宮、園林有所發(fā)展。明成祖遷都北京后只是利用元代遺留的太液池而無所興作，明中期以后，這里的亭臺殿閣不斷興建并擴大開挖太液池，使之成為重要的皇家園林。此外，還把一處習射用的“東苑”建成為山水花木與殿閣交相輝映的離宮，稱為“南內”。最后，又把萬歲山建成離宮區(qū)。

建筑北京宮殿只化了四年時間，這么大的建筑群能在短時期內完成，顯然和中國傳統(tǒng)木構架建筑技術的優(yōu)點是分不開的，但也和提前備料有關。早在永樂五年，明成祖就派大臣們分赴四川、湖廣、江西、浙江、山西等地采運木料。磚的生產主要依靠山東臨清和江蘇蘇州兩地，其中蘇州生產的鋪地方磚質地細密，堅實耐磨，尺寸可達10厘米×80厘米×80厘米，被稱為“金磚”，由于制作過程復雜，從取土到成磚需要有一年的時間。石料采自北京西南郊房山，是一種稱為“漢白玉”的大理石，色白而質勻。琉璃瓦則在京郊設窯燒制，有黃、綠、藍、黑等色。

木構架建筑的一個嚴重缺陷就是易遭火災，北京宮殿建成后的第二年（1421年），奉天、華蓋、謹身三大殿就因雷火被焚，第三年（1422年）乾清宮又被焚。重建后的三大殿又于公元1557年及公元1597年兩次焚毀。在建筑布局上，主殿兩側用斜廊聯(lián)結東西廡、三殿之間用穿堂聯(lián)結的辦法，又造成一處起火延及一大片的嚴重后果。雖然當時也采取了一些防火措施，例如廊廡每隔若干間設一道防火墻，屋面基層內加錫片，后宮各庭院之間用高墻分隔等，但由于缺乏有效的防雷措施及布局上的缺陷，終未能防止火災的發(fā)生。

黃琉璃瓦、漢白玉臺基與欄桿、紅墻、青綠色調的彩畫，這是北京宮殿色彩的基調，在藍色天幕籠罩下，格外絢麗璀璨，顯示了皇宮的豪華高貴、與眾不同的氛圍。按照“五行”說，青、白、紅、黑、黃五方位色中的黃色代表中央，是皇帝所在。因此，琉璃瓦以黃色為最高等級。北京宮殿主要建筑用黃琉璃瓦以顯皇威，即源于此。

紫禁城

新建的大內宮殿仍沿舊宮基址的原有軸線布置，但向南移動了0.5公里左右。宮城（紫禁城）面積約73公頃（760米×960米），四面開門，四隅設角樓。全城分為外朝和內廷兩部分，外朝供處理朝政、舉行典禮、召見大臣、接待賓客等用；內廷是皇室居住、生活的場所。外朝以中軸線上的奉天、華蓋、謹身三殿為中心（三殿用穿堂聯(lián)結），左前（東）方配置文華殿，右前（西）方配置武英殿，形成“品”字形格局。文華、武英兩殿都是皇帝的別殿（便殿），是皇帝召見臣下和齋居之所。文華殿又是讀書、授課的地方，殿內供有孔子像。武英殿又作為皇后生辰時大臣們的“命婦”在此進賀的場所。內廷的建筑以中軸線上的乾清宮、交泰殿、坤寧宮三宮為中心（三宮也以穿堂相聯(lián)），這是皇帝和皇后的住所。在中宮的東側有東六宮及東房五所，西側有西六宮和西房五所，供妃子和宮女們居住。東西六宮中靠近三宮一側的中間一宮是“貴妃”所居。此外，內廷還有供皇太子和皇子們居住的瑞本宮，祭祖用的奉先殿（內太廟），先朝宮妃養(yǎng)老的仁壽宮，以及管理宮內事務的各種司、局等建筑分布于東外側；皇太后居住的慈寧宮、咸安宮和一些佛寺、道觀等建筑則布置在西外側。在紫禁城中軸線的最后部分還有一處小園林——御苑，園中亭榭、樹木、假山的布局接近對稱，缺乏中國傳統(tǒng)園林的意境和情趣，聊備一格而已?？拷鳌⒈倍鎸m墻的周邊地帶，還有稱為“廊下家”的供應皇室生活必須的各種庫房。

明紫禁城角樓

太廟和社稷壇
在紫禁城前兩側還有二組重要建筑群，東側是太廟，奉祀皇帝歷代祖先，這是皇權世襲神圣不可侵犯的象征；西側是社稷壇，壇上鋪五色土——東青土、南紅土、西白土、北黑土、中黃土。土由各地州府送來，這意味著“普天之下，莫非王土”。這兩組象征意義極強的建筑是根據(jù)傳統(tǒng)的“左祖右社”的形制來布置的。

萬歲山
在紫禁城外的正后方有一座人工堆成的土丘稱為萬歲山，本是大內鎮(zhèn)山，到明朝后期才逐漸建造宮殿、亭閣，周圍遍植果樹，開辟習箭用的射場，成為園林化的離宮別館區(qū)。

皇城五門

由奉天殿向南沿中軸線布置有五座門，依次是：

一、奉天門，門屋內設御座，是皇帝每日朝見群臣裁決政務之處。門前庭院兩側東、西廡內是編寫《起居注》和《實錄》之處（前者記錄皇帝生活起居，后者記錄朝廷大事），記載典章制度的《會典》也在這里編寫；

二、午門，是紫禁城的正門。百官上朝在此門前等候，征戰(zhàn)班師時，則在門前舉行獻俘典禮。門的形式是從唐宋的門闕演化而來，在“冂”形平面的高臺上建造木架建筑，下通五個拱券門洞，是一座莊嚴雄偉的城門建筑；

三、端門，也作城門形式，但無實際用途，是禮制上所需的儀門；

四、承天門，形式和端門相同，是皇城的正門，皇帝頒布詔書、最高司法機關秋天判處重囚都在門前舉行；

五、大明門，是皇城的外門，門外就是市區(qū)。

按照儒家對禮制的解釋，皇宮有三朝五門，“三朝”是外朝一、內朝二，或稱大朝、常朝、日朝，在明北京宮殿中就體現(xiàn)為外朝三殿。但實際使用上每日朝見主要是在奉天門舉行的，只有元旦和冬至等大朝會、皇帝生日賀禮及大宴會等才在奉天殿舉行。而華蓋、謹身兩殿僅作為召見臣下、賜宴親王、皇帝更衣等用途。

“五門”就是上述從奉天門到大明門延展在1.5公里距離上的五座門?！伴T”在中國古代建筑中的象征意義于此可見。
 

明紫禁城午門的南向

明紫禁城午門的北向

              >> 

明代住宅建筑

住宅在古代不僅是居住場所，而且還被視為宅主身份的標志。唐、宋時期朝廷對官員及庶民的住宅形制已有一定的限制，但還比較粗略寬松，例如宋代規(guī)定六品以下的官員不能在宅前造烏頭門，庶民屋舍只許進深五架，門屋只許一間，不許用飛檐、重拱、四鋪作、藻井和五彩裝飾等。重點在于區(qū)劃官員和庶民之間的身份差別。到了明代初期，對住宅的等級劃分嚴格了，官員造宅不許用歇山及重檐屋頂，不許用重拱及藻井。這些限制在宋代原是針對庶民的，如今已針對品官了，這就意味著除皇家成員外，不論你官位多高，住宅不能用歇山頂，只能用“兩廈”（懸山、硬山）。此外，又把公侯和官員的住宅分為四個級別，從大門與廳堂的間數(shù)、進深以及油漆色彩等方面加以嚴格限制。至于百姓的屋舍，則不許超過三間，不許用斗拱和彩色。以上這些反映了明代等級制度的森嚴在住宅形制上已有充分表現(xiàn)，但逾制的現(xiàn)象十分普遍，至今江蘇蘇州一帶的民居中，仍保存著一批十分精美的貼金彩畫和磚石雕刻。

江蘇蘇州明代民居內的貼金彩繪

中國住宅遺構今所知的最早實物是明代的。已經發(fā)現(xiàn)的明代住宅分布于江蘇、浙江、安徽、江西、山東、山西、陜西、福建、廣東、四川等省，其數(shù)可以百計。由于地理環(huán)境、生活習慣、文化背景和技術傳統(tǒng)的差異，使各地住宅呈現(xiàn)出不同的形態(tài)。

山西襄汾丁村的明代住宅

丁村位于山西省襄汾縣城之南，村內至今保存?zhèn)鹘y(tǒng)民居三十一處，其中二處是明代建筑。

山西襄汾丁村的明代住宅

一座建于萬歷二十一年（1593年），位于丁村東北隅，是一組四合院，大門一間設在東南角，正屋三間，東西廂房及倒座各為二間，按傳統(tǒng)習慣根據(jù)木構架分間，應是三間，可能是由于木構架開間過小，不利于布置室內火炕，所以分作二間使用。正屋、兩廂和倒座之間并無廊子聯(lián)結。其形制符合明代庶民屋舍的規(guī)定，只是正屋梁上有單色勾繪的密錦紋團科紋飾，似稍有逾制之嫌。

另一座建于萬歷四十年（1612年），位于前座宅的東側。由兩進院落組成，現(xiàn)僅存大門及里進院，外院倒座及兩廂均已不存，兩院之間的垂花門也已毀去。從現(xiàn)存建筑看，平面布置后者比前者多建外面一進，其余基本相同。

由于山西屬大陸性氣候，冬季寒冷，故兩宅內院南北狹長，以取陽光。墻體較厚，可以保溫御寒。當?shù)赜炅肯∩伲蚀我课輧H用仰瓦鋪設，省去蓋瓦。根據(jù)風水之說，正房在北、大門在東南的布局屬于“坎宅巽門”的吉宅，這種宅型在北方一帶頗為流行。

山東曲阜衍圣公府

孔子嫡裔孫有世襲的爵位，自北宋崇寧三年(1104年)以后的封爵是“衍圣公”，其職責為管理孔子的祀事及孔氏的族務。

衍圣公府習稱“孔府”，位于曲阜城內孔廟東側，是我國現(xiàn)在唯一較完整的明代公爵府?？赘默F(xiàn)有規(guī)模形成于明弘治十六年（1503年）。清光緒十一年（1885年）一場大火把孔府的內宅一掃而光，因此留下的明代原物主要是內宅以外的部分建筑物，即大門、儀門、大堂、二堂、三堂、兩廂、前上房、內宅門及東路報本堂等。其余均為清代重建或增建。

孔府的大門

孔府占地總面積約4.6公頃，分為公衙、內宅、東學、西學和后園五部分。公衙是衍圣公舉行慶典和行使權力的場所，其形制和明代一般州府衙署相似，大堂居中，前有三重門和東西廂房。二堂是會見官員、處理族務之所，與大堂間有穿堂相聯(lián)，仍是唐宋以來盛行的工字形平面。兩廂是六廳吏員辦事之處；內宅和后園是宅眷居住部分：東學是衍圣公讀書、會客、祭祖的地方；西學是家屬讀書、宴飲、待客的場所，建筑形式與庭院布置有較多生活氣息，庭中植竹樹花卉，配以奇石、盆景；后園雖有較多樹木，但布局零亂，缺乏傳統(tǒng)園林的意趣。

孔府二門內的大堂

孔府沿中軸線從大門到后園全長250米，共有九進院落。衍圣公是孔孟禮教的忠誠衛(wèi)士，在孔府建筑中內宅門是區(qū)別內外、區(qū)別男女的嚴格界限。內宅用水由外面肩挑到內宅外墻上水口導入，光緒十一年的內宅火災也因外人不得入內宅而任其延燒。這重重門堂和難以逾越的禮教限制，真可說是“侯門深似?！绷?。

根據(jù)明代品官第宅制度，作為二品官的衍圣公（實授二品，但有一品的袍帶），他的府第應是“廳堂五間九架，屋脊用瓦獸，梁棟、斗拱、檐角青碧繪飾，門三間五架，油綠，獸面錫環(huán)”，屋頂用“兩廈”懸山頂。檢之實物，一一相符，不愧是遵禮守法的典范。筆者上世紀五十年代所見孔府彩畫，都是不用金的青碧繪飾彩畫，構圖優(yōu)美，格調素雅，尚存明代遺風，也符合衍圣公的身份?？墒墙谥乩L的彩畫已用了清官式大小點金旋子彩畫，不僅與孔府身份不稱，也降低了彩畫的藝術性，更不符文物保護要求。可嘉的是，穿堂和三堂內宅門等處尚存明代“青碧繪飾”的舊制。

孔府的單體建筑中，以儀門（匾曰“恩賜重光”，故又稱“重光門”)最有特色，是中國垂花門的最早遺物。此門建于明弘治十六年（1503年），是一座三間三樓獨立式垂花門。其木質柱子用抱鼓石座挾持，柱上用梁枋懸挑垂蓮柱承受屋檐重量。平時此門不開，只在迎接圣旨或舉行祭典時才開啟使用，儀門之名由此而來。

孔府的儀門又名重光門

              >> 

蘇州東山明代住宅

明代蘇州地區(qū)經濟、文化水平居于全國前列，致仕官員、文人、富商在此定居建宅者眾多，至今城鄉(xiāng)各處留有不少明代住宅，蘇州郊區(qū)東山鎮(zhèn)一帶所存尤多。

東山楊灣趙宅，是一座下層居民的住宅，位于楊灣村大路邊。宅由正房五間及東西廂房各一間組成三合院。由于地形限制，平面呈不規(guī)則形，但堂屋仍居中向南，符合傳統(tǒng)習慣。大門原在東廂，臨街而設，今已移至南墻上，正房木構架簡樸，梁用圓木，但梁端與柱交接處仍按月梁做法刻作斜項，這是當?shù)孛鞔≌耐ㄊ?。堂屋前廊單步梁則作成月梁，以突出堂屋的地位。全屋雕飾，僅此而已。
 

江蘇蘇州東山楊灣的明代民居

東山楊灣翁宅， 此宅大門臨楊灣大路，面南向，是一座普通百姓住宅。全宅共有前后兩進院落，前院臨街房屋五間，中設門屋一間，門內小院兩側東西廂房各兩小間；后院是一座樓房，為堂屋與臥室所在。兩院之間有一堵高而厚的墻相隔，顯然是為安全防衛(wèi)的需要而設。此宅用地緊湊，庭院狹小，是江南地區(qū)流行的小天井式住宅布局。

明浙江東陽盧宅

盧宅位于浙江東陽縣城東門外，建于明景泰七年（1456年）至天順六年（1462年），其后又不斷修建而成一區(qū)規(guī)模龐大的住宅群體。全宅占地約5公頃，由十余組按南北軸線布置的宅院所組成。主軸線沿照壁穿過三座石牌坊轉折至肅雍堂、樂壽堂而止于世雍堂。住宅周圍有河流環(huán)繞，通過跨河的九座橋梁而溝通宅內外聯(lián)系。宅前大道西通東陽城東門。從門前眾多牌坊可知，這是一處世代為官的家庭聚居地。肅雍堂是全宅的主廳，其布局和曲阜衍圣公府相似，前有門屋兩重，堂前兩側設東、西廂。肅雍堂平面作工字形，以穿堂將前后二堂聯(lián)結成一體。其中前廳原是歇山屋頂，后雖改為兩廈懸山頂，但室內木構架仍保留歇山轉角做法，斗拱式樣也很華麗。按明制規(guī)定，品官住宅不準用歇山頂，因此肅雍堂前廳的屋頂改形是否系宅主為逃避“逾制”之罪而采取的補救措施？這種現(xiàn)象在明代住宅中甚為罕見。

帶有風火墻的浙江東陽廬姓住宅群

廬姓住宅群內眾多的牌坊之一

 <<